“五四”時期著名女作家——廬隱
作者：陳怡
廬隱，是“五四”時期中國文壇的“四大才女”之一。她一生坎坷，卻執(zhí)著追求，最終找到了幸福的歸宿，又不料英年早逝，像一顆璀燦的流星劃過漫漫長夜，留下愛的遺憾和思索……
廬隱，幼名黃淑儀，福建閩縣（今福州市）人，清光緒二十五年三月廿五日（1899年5月4日）生。出生之日，外婆過世，其母遷怒于她，使小廬隱自幼失去母愛。三歲時，其父任長沙知縣，廬隱隨遷湖南。六歲時，父親病逝，她又隨母親投靠在北京做朝官的舅舅。她自幼性格倔強，屢遭壓制、冷落。九歲時，她又被送往北京慕貞女子學院小學部寄讀。孤獨無依的寄讀生活和病弱的身軀使多愁善感的廬隱產(chǎn)生了悲觀厭世的情結(jié)，這對她以后的文學創(chuàng)作風格產(chǎn)生了深遠的影響。但是倔強的性格又使她不甘沉寂，民國二年（1913）春，她自名黃英，報考北京女子師范學校預科，從民國五年（1916）夏季開始，讀了《紅樓夢》《茶花女》等中外小說上百本，為日后的文學創(chuàng)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礎。次年夏華業(yè)后，她在北京、安徽、河南等地執(zhí)教。
廬隱于民國八年（1919）春回京，正值“五四”運動興起，中國誕生了第一所女子高等院?！本┡痈叩葞煼秾W校。她四處奔波，終得自籌經(jīng)費，于同年九月間作為旁聽生插入該校國文部本科三年級，一學期后，以最優(yōu)等成績升為正式生。當時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李大釗、陳獨秀、胡適等均執(zhí)教于北京女高師，廬隱敏銳地接受了新思想。入校不久，她即以出眾的文才和口才被推為學生會干事，積極參加和組織演講、請愿等學生運動。同年十一月十六日，日本浪人在福州槍殺愛國學生，引起社會公憤，旅京閩籍學生組織福建學生聯(lián)合會進行聲援，廬隱作為女高師代表，被選為學聯(lián)副主席兼《閩潮》編輯。
在積極投身進步社會活動的同時，廬隱以一個覺醒女性的姿態(tài)登上“五四”文壇。她開始以“廬隱”筆名，在課余用白話文撰寫短篇小說、散文、論文和戲劇等作品，從內(nèi)容到形式都體現(xiàn)出鮮明的反封建精神，反映了要求自由、民主、平等，反對剝削和壓迫的進步思想。民國十年（1921）一月，她參加了我國最早的新文學團體——文學研究會的成立大會，是會上唯一的女性，并被邀為該研究會會刊《小說月報》的撰稿人。在茅盾、鄭振鐸等文學名士的提攜下，到第二年春大學畢業(yè)前夕，她在北京、上海等地已發(fā)表作品十多篇。在作品中，她極力為兩千年來橫遭摧殘的女性吶喊。特別是《靈魂可以賣嗎》中的主人公荷姑的形象更具有鮮明的時代氣息，從一個側(cè)面反映了剛剛登上政治舞臺的工人階級的覺醒和反抗精神。茅盾說:“‘五四’時期的女作家能夠注目于革命性的社會題材的，不能不推廬隱是第一人?！?/span>
民國十一年（1922）八月，廬隱大學畢業(yè)后，應聘于安徽宣城中學。她因協(xié)同一批受“五四”思想洗禮的新教員改革學校積弊，開通地方風氣，遭到舊勢力的嫉恨和污蔑，心情抑郁消沉，因而發(fā)表了短篇小說《或人的悲哀》等憤世嫉俗之作。此后，她的作品轉(zhuǎn)入描述男女青年的感情世界，反映了當時的知識青年（尤其是知識女性）在苦苦探求人生真諦后的失望、迷惘和苦悶，塑造了眾多在悲哀中呻吟或是在痛苦中彷徨的人物形象。其中以民國十二年（1923）十月發(fā)表的中篇小說《海濱故人》最有代表性。它第一次在文學作品中直接描述了女大學生的生活和思想，及時反映了“五四”時期的知識青年從反封建斗爭中覺醒，又在黑暗在現(xiàn)實面前彷徨的時代通病，轟動文壇。這年暑假，她與北大法律系畢業(yè)生、同鄉(xiāng)郭夢良結(jié)婚。民國十四年（1925）夏，她的第一部小說集《海濱故人》出版，其中《或人的悲哀》被譯為德文連載。
同年十一月，郭夢良病逝，廬隱悲痛欲絕，作《郭君夢良行狀》紀念他。十二月，她攜孤女由上海護棺回到福州。翌年春，她到省立福州女子師范學校任教。同年暑假，到市郊鼓嶺為郭夢良整理遺稿。故鄉(xiāng)之行，開拓了她的視野。她攝取執(zhí)教和度假中的見聞為素材，寫了短篇小說《時代的犧牲者》和《房東》。前一篇，作者譴責了一位學貫中西的留學生對妻子背信棄義的行為，把婚戀當作社會問題提出，而不像以往那樣單純地看作男女間的感情問題；第二篇則描述了鼓嶺的旖旎風光和淳樸鄉(xiāng)情，對“都市文明”表示了懷疑。這兩篇作品分別以其較深的立意和清新的題材受到人們的注目。暑假后，廬隱攜女飄泊上海。民國十六年（1927）輾轉(zhuǎn)到北平（今北京）。在教書、編輯之余，飽嘗憂患的她發(fā)表了《醉后》等散文及小說、詩歌、論文二十多篇，并出版了兩部散文兼小說集《靈海潮沙》和《曼麗》。作品多凄清哀婉，有一股繾綣的幽怨和悲涼，以致她自己也承認：“我簡直成了悲哀的嘆美者?！?/span>
民國十七年（1928）春，廬隱認識了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學生、詩人李唯健，被他一往直前地走自己的路的精神所鼓舞，思想及心境開始轉(zhuǎn)變。民國十八年（1929）春，她與北京大學于庚虞教授合編《華嚴半月刊》，并在上面發(fā)表了中篇小說《歸雁》、散文《夜的奇跡》等作品，表現(xiàn)了作者尋找新路、向往新生的迫切心情。她與李唯健以《云鷗的通信》為題，發(fā)表了他們的六十八封信函，想象綺麗，感情細膩，文筆優(yōu)美。廬隱說：“在這里面，有我們真正的作人的態(tài)度”，“在那里可以看出，我已不固執(zhí)于悲哀了?！边@些信函于民國二十年（1931）結(jié)集時更名《云鷗情書集》出版，并被譯為法文印行。
民國十九年（1930）暑假，廬隱不顧社會的冷嘲熱諷，與比她小八歲的李唯健結(jié)為伉儷，并攜女一起東渡，寓居東京郊外。真摯的愛情為她的創(chuàng)作注入了鮮活的血液。在日本，她完成了《東京小品》十一篇，生動地勾勒出當時日本社會的風俗民情。民國二十年（1931）初，廬隱一家回國，同年八月，她到上海工部局女中任教。這時期，她又完成了長篇小說《象牙戒指》《女人的心》，以及散記式的、清麗可愛的《玫瑰的刺》等作品，創(chuàng)作手法日趨圓熟，風格也漸趨明快。她還根據(jù)與李唯健結(jié)識并相互愛慕的經(jīng)歷，創(chuàng)作了寓言體中篇小說《地上的樂園》，通過各種擬人化的鳥類形象，表現(xiàn)了生命離不開自由、愛情必須心心相印的主旨。該作文采斐然，像一首優(yōu)美的散文詩。
民國二十一年（1932）一月二十八日，日軍進犯上海閘北，遭到十九路軍的英勇抗擊。廬隱利用暑假時間，寫就反映淞滬血戰(zhàn)的長篇報告文學《火焰》；她還發(fā)表了《一個情婦的日記》等反映抗日主題的短篇小說，以生動感人的藝術(shù)形象激勵人們擺脫“小我”，奮發(fā)救國。
由于國民黨的專制統(tǒng)治，大批進步文藝工作者遭受迫害，廬隱作為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，仗義執(zhí)言，于民國二十二年（1933）七月發(fā)表了雜文《丁玲之死》（當時誤傳丁玲已死），抨擊國民黨的文化政策。她前后還發(fā)表了《監(jiān)守自盜》《代三百萬災民請愿》等約二十篇短小精悍、針砭時弊的雜文，表現(xiàn)出越來越明顯的進步傾向。她一如既往地關(guān)心中國的婦女運動，繼《中國的婦女運動問題》《婦女的平民教育》等文之后，民國二十三年（1934）又發(fā)表了《今后婦女的出路》一文，號召婦女走出家庭的狹小圈子，為社會做更大貢獻。同年，她被邀為林語堂主編的《人間世》雜志的特約撰稿人，并自編《廬隱短篇小說選》。
廬隱在《廬隱自傳》中表示：“我愿將我的生命貢獻于文藝。我愿在六十歲做自傳的時候，我已經(jīng)有一二本成功的杰作。”她不幸因難產(chǎn)于同年五月十三日在上海去世，卒年三十六歲。身后出版的著作主要有：《廬隱自傳》《火焰》《東京小品》，以及后人編的各類選集和《格列佛游記》等譯著。
廬隱為人耿直、豪爽，她的作品也是直抒胸臆、清暢感人。她是位多產(chǎn)作家，絕大部分作品是在緊張的學習、工作之余完成的，為我們留下了一份寶貴的文化財富。她長期從事教育工作，在《自傳·教育之我見》中提出的“人格化的教育”、“放任式的教育”，是對僵化陳腐的舊教育制度的大膽挑戰(zhàn)，至今仍有可資借鑒之處。
（本文摘自《福州史志》1999年第1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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