陳遵統(tǒng)：培根鑄魂 立心弘業(yè)
陳遵統(tǒng)（1878—1969年），字易園，閩縣（今福州市區(qū)）人，少年時期入全閩高等學堂，后負笈東瀛，就讀于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。回國后，被授予優(yōu)等法政科進士，任職于財政部多年，并兼任北平大學教授，為當時卓有聲望的金融財政專家。1923年，因憤曹錕賄選，陳遵統(tǒng)辭職返回福州，輾轉“計共三十余校”擔任教習，并于1932年起，歷任福建國學專修學校校長和福建協(xié)和大學中文系主任、文學院長等職，培養(yǎng)了著名學者俞元桂等學生，成為近代以來福建教育界、文化界的杰出代表。新中國成立后，陳遵統(tǒng)受聘為福建省文史館館員，潛心地方歷史文獻整理和研究，為福建文化建設和民族文學研究作出大量貢獻。
傳承文脈 編撰福建地方文獻
1931年成立的福建文化研究會是當時研究整理福建文化的一個重要組織，陳遵統(tǒng)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。他對于地方文化研究自有先見，1938年擔任《福建文化》主編時，就在撰述旨趣里強調地方文化研究的重要性：“省者，國之積也；縣者，省之分也，分之于縣而積之于國。”
在這樣的觀念下，他潛心福建文史資料的梳理整編，并將區(qū)域獨特性置于整體發(fā)展性中有機考量，其編選的《福建文化》有意選擇如《大材未竟之俞大猷》等篇章，即可見良苦用心。更重要的是，陳遵統(tǒng)的研究并非埋首書齋不聞窗外時事，而是緊密結合其時抗戰(zhàn)形勢，努力挖掘地方文史中具有民族主義、愛國主義精神的經典，“使我先明之跡燦然具陳，于以振民族之精神，作方今之軌范，抗戰(zhàn)建國前途，固有無窮之助也”。同時，為了達到最大的普及和宣傳效果，他還努力將考據(jù)研究和國民教學相結合，開設了具有示范作用的《福建文學史》《福建文憲研究》等課程，堪稱地方文史教學典范。
1953年2月，陳遵統(tǒng)受聘為福建省文史研究館館員，參與編纂了被譽為“閩史門徑”的《福建編年史》。他在序中指出編撰的目的在于：“對于從古到今的福建，它的重要人物、重要事跡、重要的典章制度、學術文化和其他重要的種種，有個概括的認識?！痹摃?30多萬字，以史事編年為經，以人物紀傳為緯，體例完整，論述翔實，特別是爬梳整理了大量福建名人事跡、典章制度，甚至挖掘了許多散佚民間的傳說、歌謠乃至竹枝詞等，成為后來編撰福建地方志最重要的參考文獻之一。
匡失宏業(yè) 提倡建設民族文學
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，正值中華民族內憂外患的特殊歷史時期，伴隨著政治領域救亡圖存革命斗爭的持續(xù)開展，思想文化領域也興起了關于“民族文學”的思考和探索。如何對待和處理“西方”與“東方”、“現(xiàn)代”與“傳統(tǒng)”、“民族”與“世界”的關系，建設以民族精神和愛國主義為核心的“民族文學”，始終是各方各派爭論不休的核心。
陳遵統(tǒng)對此有著清醒的認知和謹慎的考量。他認為，當前社會強烈呼吁建設“民族文學”，首先是出于救亡圖存的民族生存需要，因此其“抗戰(zhàn)”屬性尤為重要。如何發(fā)揮文學凝聚人心、振奮斗志、增強力量的獨特作用，是當下“民族文學”建設的關鍵。而“抗戰(zhàn)文學發(fā)生于抗戰(zhàn)心理，而抗戰(zhàn)心理由于殺身成仁，捐軀報國的主義而來。要是沒有仁，孝，忠，勇……的民族性，那么抗戰(zhàn)文學絕對不會產生的。就算一時興奮鼓起沸騰的熱血，不久之間也一定歸于冰冷”。陳遵統(tǒng)認為，沒有強大的民族精神和獨立的民族品格為支撐的搖旗吶喊，最終都將淪為空洞的口號和形式的表演，而這恰恰是當時最缺乏的。
他嚴肅地指出，“近二十余年，群言混亂，矜奇立異者，且競起而排擯本國之文字”。在他看來，隔絕民族文化傳統(tǒng)，容易造成文脈根基的動搖和精神意志的混亂，不利于增強民族意識、振奮民族精神、凝聚民族力量，因此建設“民族文學”，首先要“匡其失”。
而匡正時弊之后，就應該致力于“宏其業(yè)”。對此，陳遵統(tǒng)提出，以中華民族文學的傳承與弘揚，培育中華民族之根，鑄牢中華民族之魂。他在《中國民族文學講話》中開宗明義地強調：“增強民族意識，發(fā)揚民族精神的方法，自然有好多種。可是效率最大的，不能不說是文學。因為優(yōu)美的文學作品，會叫人感動振奮，尤其是代表本民族的優(yōu)美作品，是會引起多數(shù)人的同情……所以研究民族文學，實在是復興民族聲中的第一重要工作?！?/font>
他主要從兩方面入手，開展傳承與弘揚的工作——
一是系統(tǒng)整理和研究古代文學史。與一味強調返歸傳統(tǒng)文化的守舊文人不同，陳遵統(tǒng)提倡的文學史研究，并非簡單羅列或晦澀征引，而是堅持以文明的理念、進步的眼光、科學的方法，對古代文學進行系統(tǒng)梳理，并對其內涵的哲學思想、人文精神、道德理念等進行概括、提煉和闡發(fā)，即“一定要選擇精要作品，運用經濟方法，接著歷史次序，加以系統(tǒng)敘述”。
如他在《中國民族文學講話》中以“民族結合力的鞏固和分散”為標準，創(chuàng)造性地將中國古代文學歷史分為上古、中古、近古、近世和現(xiàn)代民族文學等發(fā)展階段。同時，依據(jù)“標本兼顧”（兼顧愛國主義內容表現(xiàn)與民族精神品格內涵象征）、“消積并采”（包容慷慨激昂振奮情緒與憂國悲民沉郁情態(tài)）、“言行互重”（關注歷代名人弘揚民族精神的嘉言與懿行）等原則，甄選從古至今具有愛國主義情懷、代表民族主義精神的經典作家作品，并總結概括“愛好和平”“喜歡正義”“思想高尚”“道德完備”的中華民族“優(yōu)美民族性”，以此“激勵全國學子發(fā)揚我國文化之精粹，以樹立民族之自信”。
而后，陳遵統(tǒng)又參照這一標準，編撰了《宋明愛國文學》等著作，均得到時任福建省教育廳廳長鄭貞文的大力支持，并為其作序，影響深遠。
二是認真編撰國學教材。陳遵統(tǒng)棄政從教伊始，就全身心投入國民教育事業(yè)。在他看來，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博大精深，中國古代文學豐富璀璨，其中許多經典飽含深邃的哲學思想、人文精神、道德理念等，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與獨特的民族風格，是真正屬于人民的大眾文學，“若夫格律聲色之散見于文者，包涵萬象，發(fā)于自然，而又不失其時代性之背影與民族性之特質，即所謂民間文學者”。
因此，他認為，“民族文學”的建設并非文人的專項事功，而是應該普及全民的社會教育，“研究文學的重要性，既然這樣，所以它的工作，是屬于全民的，而不是屬于少數(shù)智識階級分子的；而且工作的成功，是要迅速而又普遍的”。
為了讓國學經典走入尋常百姓、深入普通人心，他嘗試采用簡明的結構、清晰的層次和“純粹的大眾語”等方式編撰國學教材。其代表作《國學常識問答》，專為學子入門而作，在結構上首創(chuàng)“問答體”形式研討國學體例；在編排上效仿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，設置目錄學、經學、小學、史學、子學、文學、附錄共七類，涵蓋經史諸子及百家之學；在論述上引經據(jù)典論證翔實；在文辭上則采用文白相融的語言，既通俗易懂又典雅溫潤。其學生郭毓麟評價：“則知其嘉惠士林，造福后學，厥功甚偉也。所謂學海津梁，舍此書其為賴乎？”可謂確切而中肯。
更重要的是，陳遵統(tǒng)的“民族文學”主張不僅具有重視傳承的歷史性、立足當下的現(xiàn)實性，更具有開放的進步性和發(fā)展的前瞻性。他強調，傳承傳統(tǒng)的目的，不是為了守舊而故步自封，而是為了融通中西而開闊胸襟、縱橫古今而獨立自強，即“類皆取舊籍之良法精言，使之貫穿中西，匯通今古，俾不學無術者，末由自進，而徘徊歧路者，知所適從也”。
因此，陳遵統(tǒng)堅持不要滿足于歷史的梳理和經典的甄選，還要追求傳統(tǒng)中蘊含的民族精神、民族品格、民族智慧的動態(tài)闡發(fā)和開放轉化。如他在編著《共和國教科書》時，大量舉證西方啟蒙運動和民主革命代表人物如盧梭、羅蘭夫人、華盛頓等的言行事跡，對傳統(tǒng)儒學概念如“仁義禮智信”等進行現(xiàn)代意義的價值重審和內涵新釋，指出：“這些個人修養(yǎng)被視為處于競爭的世界環(huán)境中共和國民應普遍具有的素質與能力，它們與宗法社會權力等級范疇中的忠孝節(jié)義觀有著本質區(qū)別?！?/font>
可見陳遵統(tǒng)建設“民族文學”的構想，是從時代進步、社會發(fā)展、人民需求的實際出發(fā)，深刻把握并動態(tài)闡發(fā)中華民族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的思想精髓和精神實質，通過揚棄繼承和轉化創(chuàng)新，努力建構獨立自強的民族文化體系，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審美啟迪、精神激勵和價值引領。這樣的文學主張和文化觀點時至今日仍閃耀著璀璨的光芒，為新時代傳統(tǒng)文化的創(chuàng)造性轉化和創(chuàng)新性發(fā)展，提供了積極的借鑒和參考。
（李薇）
（作者單位：福建工程學院）
《福建日報》（2022年6月7日 第12版：理論周刊·文史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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